第174章 後 記[第2頁/共3頁]

固然儒家思唯有很多值得攻訐和剔除的封建糟粕，但主動出世的精力倒是值得充分必定的。孔、孟二人都是在滄海橫流的汗青大變動期間，儘力實際其小我比較體係的文明思惟，為實現其所設想的社會藍圖而馳驅，而鬥爭，“昂揚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”。他們將處理這一社會根基衝突的但願依托在某些開通君主身上，通過仁義的說教，使實在施“仁政”、“德治”的政治辦法，終究實現“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”的抱負。這固然是不實在際的抱負主義，客觀上是在調和衝突，但畢竟是主動的經世派。道家則不然，他們固然熟諳到了事物的對峙麵能夠相互轉化的規律，卻冇有熟諳這類轉化是有前提的，不是無前提的，把這類轉化絕對化了。至於對峙麵的同一，他們主張一任天然，架空報酬，因而作出了悲觀有為的結論。後代的“有為而治”、“平靜有為”，“避世成仙”等等，是這類結論的翻版；削髮、雲遊、煉丹，是他們的行動和表示；羽士、方士，則是他們的身份和職業。試想，倘人皆若此，吃甚麼，穿甚麼，住甚麼，用甚麼，人何異於禽獸，社會如何生長，那裡還會有本日之文明和大千天下！……我反對這類觀點，更鄙薄這些行動，故不肯為其鼻祖作傳。當然，文學創作，不在寫甚麼，而在如何寫，並非傳老、莊者便主張悲觀有為，我指的是本身不肯讚美他們，稱道他們。當今之很多人，包含那些身居要職的顯赫人物，乘的是汽車，住的是樓房，儘享前人艱苦創業之福，沐浴當代文明的陽光，卻在案頭寫個大大“忍”字，或於居室懸一塊“可貴胡塗”的匾額。倘旨在加強涵養，何嘗不成；若以此為座右銘，則大錯而特錯。人生倉促，如駒過隙，即使個個八十高齡，一天鬥爭十二個時候，那也是不敷的。我們這個民族，因為汗青和社會的啟事，已經大大地後進了，聰明都來不及，還要胡塗，豈不荒唐！……這便是我之以是傳孔、孟而不傳老、莊的啟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