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、順治帝“下詔求言”為什麼失敗[第2頁/共3頁]

更加首要的，是順治帝自食其言，在“求言”的時候，要求大師“有官守者，必儘其職；有言責者，必儘其言”，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，“若所言公道，切中不對，朕不憚改”，“即朕躬闕失，亦直言勿諱。朕不唯不加罪，並不芥蒂於心”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，這在前引的諭旨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順治帝本身的自白。我們還能夠舉一個詳細的實例。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（1655年3月5日），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，因為“水旱接踵”，檢驗政治得失，在奏摺中曆數多爾袞建國時的各種功績，以為對他削爵藉產，“毀滅過火”，“此中不無冤抑”，提出“賜之昭雪，複其爵號”。多爾袞曾經是順治天子的最大政治威脅，也能夠說是他的頭號政敵。要對多爾袞昭雪，是他不管如何也不能接管和容忍的。因而，他“命議政王、貝勒、大臣會同考慮密議具奏”。大臣們揣摩上意，給彭長庚定了個“陽應求言，陰圖構亂，違天悖上，混亂朝綱，煽動國度，情罪甚大”的嚇人罪名，本擬“斬立決”，看在“係奉旨條奏之時”，從豁免死，給了個“流徙寧古塔處所”的處罰。這決不是伶仃的個案。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就上奏說：“夫官居言路，敷奏固其職掌，即百職諸司，感事憂時，豈無一得之見，況求之使言，誰不能言，而直言者甚少，何哉？揆厥所由，皆生於不敢。而其以是不敢之故，不過因禍福短長橫於前，誅殛放流迫於後爾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12）有一個叫李森先的禦史，更直截了本地指出：“皇上孜孜圖治，求言之詔屢下，而兩月以來，大小臣工，猶然遲迴張望，不肯進言者，皆以疇媒介事諸臣，一經懲創，則流徙永錮，遂相率以言為戒爾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17）你想，上書言事必須隨時冒著“誅殛放流”的風險，官員們如何能不“以言為戒”呢？

順治帝主政後，麵對著各種鋒利的衝突。為此，他采納了幾項首要辦法，此中一項就是“下詔求言”。順治十年四月十七日（1653年5月13日）的上諭說：“本年三春不雨，入夏久旱，農夫賦閒，朕甚憂之。意朕躬出缺失歟？祀享有不誠、詔令有不信、政事有未當歟？抑大小臣工懷偏私，重賄賂，不肯實心為國，荒廢職業，乃至恩情不下逮歟？抑當言不言，不當言而言，沽名釣譽，持祿養交，無濟於實事歟？抑官方痛苦無所控告，處所各官不以實上聞歟？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見，凡有關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、應興應革者，悉心條奏，毋含混兩可，毋藉端暗射。若所言公道，切中不對，朕不憚改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74）這道上諭，言詞不成謂不誠心，希冀不成謂不殷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