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、順治帝“下詔求言”為什麼失敗[第1頁/共3頁]

更加首要的，是順治帝自食其言，在“求言”的時候，要求大師“有官守者，必儘其職；有言責者，必儘其言”，並且信誓旦旦地表示，“若所言公道，切中不對，朕不憚改”，“即朕躬闕失，亦直言勿諱。朕不唯不加罪，並不芥蒂於心”。但實際上並非如此，這在前引的諭旨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順治帝本身的自白。我們還能夠舉一個詳細的實例。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（1655年3月5日），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，因為“水旱接踵”，檢驗政治得失，在奏摺中曆數多爾袞建國時的各種功績，以為對他削爵藉產，“毀滅過火”，“此中不無冤抑”，提出“賜之昭雪，複其爵號”。多爾袞曾經是順治天子的最大政治威脅，也能夠說是他的頭號政敵。要對多爾袞昭雪，是他不管如何也不能接管和容忍的。因而，他“命議政王、貝勒、大臣會同考慮密議具奏”。大臣們揣摩上意，給彭長庚定了個“陽應求言，陰圖構亂，違天悖上，混亂朝綱，煽動國度，情罪甚大”的嚇人罪名，本擬“斬立決”，看在“係奉旨條奏之時”，從豁免死，給了個“流徙寧古塔處所”的處罰。這決不是伶仃的個案。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王永吉就上奏說：“夫官居言路，敷奏固其職掌，即百職諸司，感事憂時，豈無一得之見，況求之使言，誰不能言，而直言者甚少，何哉？揆厥所由，皆生於不敢。而其以是不敢之故，不過因禍福短長橫於前，誅殛放流迫於後爾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12）有一個叫李森先的禦史，更直截了本地指出：“皇上孜孜圖治，求言之詔屢下，而兩月以來，大小臣工，猶然遲迴張望，不肯進言者，皆以疇媒介事諸臣，一經懲創，則流徙永錮，遂相率以言為戒爾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17）你想，上書言事必須隨時冒著“誅殛放流”的風險，官員們如何能不“以言為戒”呢？

但是，究竟並冇有如順治帝所預期的那樣生長。“下詔求言”遭到了群臣的禮遇，結果很不睬想。這一點，順治帝曾多次談及。如順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（1657年11月21日），他調集三品以上官員，麵諭說：“朕年來屢飾科道各官，據實陳奏，以廣言路。乃不抒誠建議，或報私仇，或受囑托，或以瑣細之事瀆陳塞責。雖巧飾言詞，而於國度政治有何裨補？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12）順治十七年六月九日（1660年7月15日）又頒旨說：“頃因久旱為災，朕省躬引咎，宣諭求言。原欲大小臣工，於朕躬闕失及乾係國計民生短父老，指實陳奏，以圖興革。近見入告章疏，多摭拾浮泛潤色繁詞，開列款數，沽名塞責，不唯無裨管理，反使虛文愈增，稽誤正務。其於朕躬闕失，並表裡滿漢大小臣工結黨循私，貪贓壞法，以及豪右侵漁、商市強霸，統統蠹政害民之事，未見確有指陳，殊負朕省改谘詢實意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36）此事對這位天子影響甚深，能夠說是畢生未能放心。一向到他即將結束其24歲年青生命的時候，他還在《遺詔》中專門寫瞭如許一段話：“人之行事，孰能無過。在朕日禦萬幾，豈能一無違錯，惟肯聽言納諫，則有過必知。朕每自恃聰明，不能聽言納諫，古雲：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大德麵貌若愚。朕於斯言大相違背。乃至臣工沉默，不肯儘言，是朕之罪一也。”（《清世祖實錄》，卷144）或者說這份《遺詔》是彆人代擬的，不必然代表順治帝的思惟。但不管如何，把這件事情特地慎重其事地寫入《遺詔》，表白順治天子“下詔求言”的失利，則是確實無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