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七十一章 後記[第1頁/共4頁]

中國事最早實施編年的文明。中華汗青數千年，根基以帝王的諡號或年號後綴年次的編年體例為主，以乾支編年輔之。先秦期間的國君冇豐年號，遍及采取國君諡號加年次編年，比如隱公元年；自漢武帝啟用了年號以後，便開端用帝王年號編年，比如貞觀元年。不管是以國君諡號還是年號編年，此二者冇有本質辨彆，乃是非常合用的編年體例。此種編年體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長處，那就是不管在後代多少年今後，提到史上某一年，都能夠直觀地顯現出此一年所處的詳細朝代，進而也就能大抵判定出所處的汗青期間。比如，隱公元年是處於東週期間，貞觀元年是大唐期間。但是無益就有弊，其長處也恰好成了其範圍性。這類編年體例不具有連貫性，不輕易反應出某兩個年份之間或是某一年份與當前年代的時候間隔。比如隱公元年與貞觀元年之間相隔了多少年，貞觀元年距今多少年等。

每當看到《資治通鑒》頂用西元標註年份就有種莫名的哀思感慨——初創了最悠長、最光輝光輝文明的中華，竟然要用西元編年來標註汗青事件！中國對於科學技術缺席了三百年，但對於汗青，西方卻缺席了三千年。中國缺席的這三百年科學技術，後代通過儘力另有趕超的能夠；而西方缺席的這三千年汗青文明，是永久都冇法彌補的。我們現在為了跟國際接軌，在出產餬口中采取西元編年無可厚非，但是謄寫汗青、標註汗青的時候，感受失實不該該。

在帝王編年已經不應時宜、西元編年又不甘心去選用的環境下，近當代中國曾試圖初創過兩種新的編年體例，黃帝編年和孔子編年。但是黃帝編年因年代過於長遠能夠顯得不敷鬆散，孔子編年因近代儒學的式微而得不到遍及承認，再加上彼時西學進入中國風頭正勁，以是兩種編年體例都冇有能夠正式實施起來，反而采取了西元編年，並美其名曰公元。

按實在的時候軸，四寶是在始皇同一第四百八十七年出世，五百零六年入洛。在芷馨與小默的實在身份被揭開、四寶同日結婚、乃至共同分開洛陽回到汝陰的時候，正值趙王司馬倫篡位的前一年，也就是始皇同一第五百二十一年。如許算的話，他們的春秋應當是三十五歲，在洛陽的時長為十五年。考慮到晉時女子十七歲就算大齡剩女，必必要由官府強迫婚配，三十五歲的話就快靠近祖母輩了，以是必須將春秋大大收縮，此時的春秋頂多設置在二十五歲高低，還能有一點兒青年女子的感受，因而就將在洛陽的這段本該十五年的時長想當然地縮為六年，四寶的春秋為二十六歲；最後舒晏去官的時候，遵循實在的時候軸應是在始皇同一第五百三十八年，如果對應實在的汗青期間計算，其在朝汝陰的時長為十七年，春秋是五十二歲。而如果遵循抱負春秋三十五歲算的話，此段時長應當為九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