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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1982年的春季，大學畢業的我，就如許被分派到了一個名叫公母寨的州裡。

我度量吉他最早下車，在路邊放下吉他。同業的鄉民和街頭的閒散長幼，都獵奇地盯著這個奇特的樂器打量。我從車後爬上車頂的貨架，翻開網繩拎起行李跳下來，一臉悵惘地問路，然後遊移地走向鄉公所。沿街的皮匠鋪、剃頭店和端著碗用飯的大人小孩，都古怪地看著我這個形貌時髦的外村夫。

80年代初，山中的州裡公路像是結繩記事的麻索，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穀之間。一輛三十八座的舊客車，近乎是一個渾身叮噹作響的貨郎，吃力而又間歇著行走在那山路上。

下坡的絕頂，是一棵古樹，古樹的前麵模糊瞥見一些瓦脊――凡是這就是一個街口，街身則埋伏在那些盤曲的土坡岩石以後。

客車沿坡衝下來，很早就開端踩刹車，收回吱呀的怪叫。乃至刹車片被摩擦出黑煙，像一個打屁蟲似的連滾帶爬地滑下，很臭地滿盈在山路上。但它仍舊精確地停靠在了小街頭，最後停穩前一刻的閒逛，把車上統統人都搖醒了。